理查德·霍华德没想到自己会在中国的街头哭出来。 他今年五十七岁,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,研究社会福利与弱势群体救助已有二十多年。他做过很多田野调查,在伦敦的流浪汉收容所待过三个月,在巴黎的街头跟无家可归者同吃同住过六个星期,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采访过上百个露宿街头的人。他写的关于流浪群体的论文发在过好几本顶刊上,在学术圈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可他从来没来过中国做田野调查。这个念头是去年冬天冒出来的。他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图书馆里翻到一篇英文报道,说中国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,但社会救助体系跟西方不一样,民间自发互助的现象很普遍。他觉得有意思,想亲自来看看。他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,办了签证,今年九月份飞到了中国。 他没有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而是选了山东。原因有两个,第一,他在英国认识一个山东籍的留学生,那学生跟他说过,山东人仗义、好客、讲规矩,是中国最讲究人情味的地方之一。第二,他想避开那些外国人扎堆的城市,因为外国人多的地方他的面孔不会引起注意,而在外国人少的地方,一个白人流浪汉出现在街头,反应会更真实。 他选了山东中部一个中等城市,叫泰安。城市不大不小,有老城区有新城区,有商场有菜场有学校有医院,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北方城市。他在网上租了间旅馆,把行李放下,然后开始准备他的伪装。 理查德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。他带了一套旧衣服,灰色的夹克衫,膝盖上磨了两个洞的裤子,一双开了口的运动鞋。他把自己的头发弄乱,脸上抹了些泥土,胡子拉碴的,三天没洗澡。他还在路边捡了个纸壳箱子,撕了一块纸板,上面用那山东留学生教他的中文写了几个字:饿了,请帮帮我。他不太会写汉字,那几个字歪歪扭扭的,但好歹能认出来。 第一天早上八点,理查德坐在了泰安老城区一个菜市场入口旁边的台阶上。那个菜场叫三里铺菜市场,是附近几个小区的人买菜的地方,早上人最多。他把纸板立在面前,纸壳箱子放在地上,自己靠着墙根坐着,低着头,不说话。 他以为会没什么人理他。他在伦敦做流浪汉调查的时候,坐在街头一整天,路过的人绝大多数看都不看一眼,偶尔有人丢个硬币,更多的时候是对面走过来的眼神里带着嫌弃或者警惕。他以为中国也差不多。 可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。 他坐了不到十分钟,一个推着三轮车卖豆腐脑的大姐停在了他面前。大姐五十来岁,穿着花棉袄,围裙上全是豆浆渍,胖乎乎的脸上笑呵呵的。她看了理查德一眼,又看了看他面前的纸板,然后扭头回去端了一碗豆腐脑,搁在他旁边的台阶上。 她用山东话说了句什么,理查德听不太懂,但猜大概是"吃吧"的意思。豆腐脑还是热的,上面浇了黄花菜木耳的卤子,撒了些香菜末。理查德端起来喝了一口,烫得舌头疼,但那碗豆腐脑是真的好喝,咸鲜的,跟他以前吃的中国菜都不一样。 他想说谢谢,但他的中文很差,只会说几个词。他冲那大姐点了点头,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声谢谢。大姐摆了摆手,推着三轮车走了,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他一眼,大概是不放心,看他真吃了才走。 那天上午,理查德收到了三样吃的东西。除了那碗豆腐脑,还有一个买完菜的老大爷给了他两个包子,一个带孙女来买菜的大妈给了他一袋子刚买的烧饼。他面前的台阶上摆了一排吃的东西,他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 最让他意外的是一个穿校服的初中女孩。女孩背着书包,大概是上学路过,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,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块钱的纸币放在他纸壳箱子里。放完之后她没有马上走,又从书包侧兜里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他。然后她蹲下来,在纸板旁边用铅笔画了个笑脸,站起来跑了。 理查德看着那个笑脸看了好一会儿。 他后来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第一天的数据:四个半小时内,有二十三个人主动给了他食物、水或者钱。其中给食物的有十一个人,给钱的有八个人,给水或饮料的有四个人。他算了一下,折合成人民币,他收到的钱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多块,食物够三个人吃一天。 这个数字在伦敦是不可想象的。他在伦敦街头坐过同样的时间,最多收到过三个人的施舍,一个是两英镑的硬币,一个是一份没吃完的三明治,还有一个是路过的小孩给了他一颗糖。 第一天晚上回到旅馆,理查德把数据整理了一遍,觉得不太对劲。会不会是第一天运气好?他决定继续。 第二天他换了个地方,去了泰安新城区的一个商场门口。这里的人跟菜市场不一样,来来往往的多是年轻人和上班族,穿着体面,走路快。理查德以为在这里会被冷落,可结果还是出乎他意料。 上午十点多,一个穿工装的年轻小伙子从商场出来,手里拎着个塑料袋,里面装的是刚买的盒饭。他看见理查德坐在门口,停了一下,走到跟前把塑料袋放下来,说了句什么。理查德听不太懂山东话,但看他的意思是让他吃。小伙子说完就走了,走得很快,像是赶着去上工。 中午的时候,商场旁边一家面馆的老板出来了。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膀大腰圆,围着围裙,手里端着一碗面条。他走到理查德面前,把面条放在台阶上,用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:"吃了,别饿着。" 理查